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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可以在云平台上以简便、高效的方式搭建区块链测试环境;ibm预计,最早将在9月推出大规模的区块链商用项目。在区块链产业发展上,科技巨头争先布局。___line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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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我国应对全球贸易新规则进行跟踪研究和评估,把握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前沿和发展趋势;其次,最大限度地设置谈判红线和寻求弹性承诺,有效保护本国核心利益;第三,关注长期发展议题,探索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新规则。中国应主导制定与推动反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需求和比较优势的适度规则,一方面强调应保障促进发展的政策空间和规制主权,另一方面强调应消除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贸易干预措施,从而倡导构建一个全面、平衡、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第四,实施对冲与反制战略,以“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和行动回应tpp新规则的挑战。

当前,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竞争”日益激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实现本国货物、与资本在全球新型生产体系中的扩张,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国际协定”(tisa)谈判中大力推动以“边界内措施”为主的的新商业规则,试图谋取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进而达到统筹全球价值链、强化本国核心竞争力和约束新兴经济体未来经济发展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以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态度深入认识新规则的含义与影响,克服保守理念,通过对接全球贸易新规则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另一方面,中国应认真研究提出基于发展目标与利益的贸易新规则,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贸易新规则的背景与特征

全球贸易新规则的产生与演进,是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新型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对“新一代”贸易与投资政策的需求的制度反应。传统的国际生产与贸易方式是“国内生产、全球销售”,因而国家之间聚焦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在互惠基础上的市场准入,由此贸易协定的重点也就在于相互削减关税、配额、贸易许可等“边界壁垒”。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生产与贸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已成为新型模式,随着工序分工、合同制造、外包、全球采购、垂直专业化投资等方式的兴起与扩散,以产品内分工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流。由此,占据其高端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与政府关注的焦点性议题也就由“全球销售”转为“全球生产”,从而实现全球供应链的无缝对接、成本降低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因此,影响全球生产的主要制度性壁垒不再是以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为主的“边界措施”(或称为“第一代”贸易政策),而是涉及深层经济一体化的各种“边界内措施”(或称为“第二代”贸易政策),特别是各种国内规制政策措施,包括:标准、监管、商业惯例、营商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司法体系等。这些措施由于不同国家政府对公共政策的目标设定和执行程度的不同而形成广泛的差异。因此,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所谓“高标准”贸易与投资协定对各国的边界内措施进行规制协调与一体化,首先达成一些共同认同的最低标准与规则,进而逐步实现向更高标准与规则迈进。这种规制融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标准水平协调,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及动植物检疫;(2)准入水平协调,如商业存在形式的、投资、政府采购;(3)竞争水平协调,如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

2018-09-2114